近日，中國經濟信息社與山西金蟬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簽訂“數據資產入表”合作協議。根據協議，中國經濟信息社將充分利用積累的海量數據資源和市場稀缺數據、豐富的數據應用場景和“數據要素×”落地實踐經驗，指導并協助山西金蟬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開展數據資產入表、數據產品設計等，進而共同開發數據產品與服務。

事實上，隨著數字經濟浪潮席卷，數據的重要性愈加凸顯。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區塊鏈與數據要素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首席數字經濟學家陳曉華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直接作用于生產時，對數據要素的分析與運用可優化生產流程，提高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促成異業合作時，數據能夠幫助不同行業更精準地匹配需求和供給，優化資源配置，降低合作成本。此外，數據作為創新基礎，通過數據分析和挖掘，不同行業能夠找到新的合作機會，創造更多增值服務和產品。

數據要素使用進展各異

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兼具基礎資源和創新引擎作用，已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

根據《全國數據資源調查報告（2023年）》，我國數據資源“產—存—算”規模優勢基本形成，數據“供—流—用”各環節主體逐漸豐富，海量數據和豐富場景優勢潛力亟須釋放，數據資源管理和利用整體處于起步階段。

上海數據交易所總經理湯奇峰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根據不同的使用狀態可以把企業使用數據發展進程劃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企業內部有大量數據，通過在內部進行數據治理，形成了內部系統化的服務。第二階段，企業開始依賴外部數據，以提升業務的質量和范圍，這會產生大量外部數據的采購需求。第三階段，企業不僅自己使用數據，同時還會在行業輸出數據，使得企業數據供需平衡。第四階段，企業的生產資料、生產工具、生產組成和生產分配將是全新的。以上海隨申行公司為例，其生產數據完全依賴于地鐵、公交、輪渡等傳統領域，公司匯聚這些數據后，為市民出行提供一站式服務。

由此可見，數據要素賦能實體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其直接作用于企業轉型升級，推動生產效率加速躍升；另一方面，充分發揮黏合效應，促成異業合作加速成勢，催生出諸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

實際中，我國企業的數據使用進展情況不一。其中，以前兩個階段為主要形式。陽光電源相關負責人對《證券日報》記者介紹：“為了提升企業運營效率，公司大力投入數字化變革，以業務戰略牽引，以數據驅動，以數字化技術和人工智能為支撐，打造流程在線、共享、高效的敏捷型組織，賦能業務。2023年公司加快數字化戰略轉型，全年實施65個項目。在數據維度，統一數據平臺和數據治理，基于數據湖底座，結合業務場景搭建大數據智能應用，如光儲經營可視化、財務預實分析、供應商畫像等，驅動數字運營，輔助明智決策。”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企業正在數據使用的后兩個階段積極探索。例如，北京云嘉律師事務所與寧波銀行北京分行近日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寧波銀行北京分行副行長修長新表示，雙方更多的業務交集，有利于促成雙方之間客戶高效、良性的流動，進一步降低協作成本；另外，也有利于進一步挖掘客戶需求，打造推出更多定制化的產品，以滿足日益多元化的客戶需求。

要素價值尚待進一步激活

結合現實情況來看，一方面，我國企業正在積極探索數據使用的各個情景，不斷激活數據生產要素價值；但另一方面，企業在使用數據過程中也面臨諸多問題。

在陳曉華看來，數據促進異業合作進展速度較慢，原因或在于不同行業、企業間的數據標準和質量參差不齊，數據整合和分析難度較大，導致了“數據孤島”與數據共享障礙。

薩摩耶云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鄭磊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數據安全生態建設仍需進一步加強，這或是破解行業之間開展數據合作阻礙的關鍵一步。當下，海量數據聚集后的風險加劇，數據泄露、數據篡改、數據濫用等安全風險壓力巨大，信息繭房、大數據殺熟以及權益侵犯等問題依然較為突出。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胡捷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數據定價問題是擺在企業合作之間最顯著的阻礙之一。由于數據具有可復制的特殊屬性，同時目前尚未有有效機制來保障買賣雙方權益，導致數據較難合理定價，從而影響買賣雙方合作的積極性。

在此背景下，我國持續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步伐，從國家到地方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動數據要素加快流轉。例如，從2022年12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數據二十條”，確立數據基礎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開始，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便駛入“快車道”，《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等文件接連出臺。

除了不斷完善數據要素市場體制機制外，在胡捷看來，技術的應用也是有效補充。比如，目前隱私計算技術實現了“數據可用不可借”，從而在破解數據可復制這一情況中發揮了積極作用。